卢德铭进去通报，宛希先警卫班就陪着孙邵峰在院子里等着，哪怕是1927年的孙邵峰也不是是个人都能见到的，他好歹是农业委员，也是中央委员之一。

　　如果不是因为二大的时候跑错地方，他的位置也不会那么尴尬，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尴尬。

　　孙邵峰听着里面传来的、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激烈争论，一时间竟有些恍惚。那声音他太熟悉了。

　　在无数影像资料里听过，在《毛选》的字里行间感受过其力量，但如此近距离地听到本尊在历史现场，因愤怒和焦虑而近乎咆哮，却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震撼。

　　此时农会进进出出的不只有身穿粗布衣服的共产党员，还有身穿洋布、西装的国民党人，甚至是国民党军人，甚至农会本身就在国民党的党部旁边。

　　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，可现在的国民党中下层以左派为多，他们对于中共的思想非常的感兴趣，甚至有不少人都已经想要加入中共了。

　　听着教员骂人的话，孙邵峰心里没那么激动了，原来他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差不了多少，着急了也会骂人，而且骂的还挺难听的。

　　不一会卢德铭跑了出来：“毛委员请您进去。”

　　孙邵峰直接把烟丢在地上踩灭，这也是现代人的后遗症，在见重要人的时候难免丢个烟什么的，卢德铭看着地上的烟挺心疼的，打仗嘛，难免压力大，抽烟是正常行为。

　　两个人走进农会的堂屋，卢德铭探出头，朝他招了招手。

　　孙邵峰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，屋子是很不大，只有不到十平米，陈设非常的简陋，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潮湿木头的气味。

　　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，居中那位，身材高大，头发有些凌乱，面容因激动而泛红，手里夹着半截香烟，正是教员，他旁边坐着面容清秀、眼神关切的杨开慧，坐在靠门这边的两个正是何叔衡和夏曦。

　　教员的目光锐利如刀，随意扫了孙邵峰一眼孙邵峰，那眼神仿佛能穿透皮囊，直抵灵魂，他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烟，他还在生闷气呢。

　　卢德铭连忙介绍：“毛委员，这位就是孙邵峰孙医生，在城里开诊所，医术很高明，也很关心我们农会的事。

　　今天许克祥那帮人去诊所闹事，用了假钱，孙医生气不过，差点做了些冲动的事，被我拦下了。”

　　“哦？”教员的声音带着年轻人的自信和活力，而不是电影、电视剧中藏不住的暮气，语调平稳没有什么审视的意为。

　　“孙医生？坐下来聊嘛，听说你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？想来接触过不少马列主义的东西，不妨和我们讲一下。”

　　如果说留法的人思想动荡的厉害，那么留学德国的人那思想动荡的就更厉害了，20年代的德国大学里就是妖魔鬼怪在开会，学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也不奇怪。

　　孙邵峰定了定神，在旁边的条凳上坐下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：“是的，学了些西医的皮毛，也学过一些马列思想，当然了也学了一点纳粹、社民党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。”

　　教员一愣，怪不得孙邵峰能干得出直接提着手榴弹去报仇的事情，这下子合理了，这都学杂了啊。

　　教员不觉得他的行为可笑，反而是很尊重，连反抗不公的想法也没有，怎么称得上一个革命者呢？教员能选择见他也是有这个考量的。

　　“听说你要揣着两颗手榴弹去炸许克祥是不是真的啊？”

　　孙邵峰不知道教员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回复：“没错，许克祥这个人是什么好东西，我就想要整死他。”

　　教员起身把他拉着坐下：“看来你也是偏向于武装斗争的。”

　　孙邵峰坐下：“当然了，人家有枪，你没有枪，你说什么人家这么会听呢？人家凭什么听你的？那些习惯了喝人血、吃人肉的东西，要怎么改变只有杀。”

　　教员觉得自己已经很激进了，但孙邵峰比他要激进多了：“倒也不是所有人都要杀，左派的资产阶级还是可以争取的嘛。”

　　孙邵峰对于现在教员的迟疑很是不满，因为他印象里的教员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应该是那个指点江山、挥斥方遒的人，而不是现在犹豫要不要听从上级命令的年轻人。

　　“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，国民党右派便迫不及待地召开了西山会议，之后便是中山舰事变和整理党务案，还等什么？等常凯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吗？

　　常凯申已经在和宋美龄谈恋爱了，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候了，浙江财阀买办已经和常凯申这个新军阀混在一起了，等交了枪，人家就要动手了。”

　　教员明白孙邵峰的焦急：“可如今党中央尤其是总书记陈独秀同志有些迟疑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，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号手，可他在政治上太幼稚了。”

　　孙邵峰回答这个问题想了一段时间：“马列主义是唯物的科学，他们想要学习的是苏联的老路，可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的国情，沙俄的农民和我们中国的农民一样的。

　　沙俄的农民生活比我们的地主还要好，这点毛委员你是知道的，沙俄的农民每天都能吃到鸡蛋、牛奶和一些咸肉干，放在国内哪怕是一些小地主都没有这样的生活，如果按照苏联的阶级划分套在中国人身上怕是严重的失真。

　　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的时候，还能留在欧洲农村的农民，本身的资产是较多的，是符合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定义也就是——拥有较少的生产资料。

　　可在中国，我们广袤的农村，雇农和半自耕农、自耕农的数量是最多的，他们往往只拥有极少一部分或者是干脆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，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是不是依旧能够套用苏联的经验。

　　我们实事求是的讲，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来过中国，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仅限于报纸和他人的叙述，而在信息传播学的理论中，这必然导致信息的严重失真，因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必然要面对一个这样的结果，那就是我们必须要用一套本就错误的结论推导出方法和路线，得出的自然就是错误的方法和路线，因此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势在必行。”